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因為突然腦溢血而逝。在那之前，他早已決定要針對五感，各寫一篇作品，他並在一九七二年寫了〈名字，鼻子〉，一九八二年寫了〈味道知道〉，一九八四年寫了〈聆聽國王〉，但五感中的觸覺與視覺卻再也無法完成了，它是卡爾維諾留給世人最大的遺憾。
後來，他已發表的嗅覺、味覺及聽覺以《在美洲虎太陽下》為名，於一九九二年出版。這三篇他最後的作品，相當於他創作生涯的終末曲，但因它是卡爾維諾最後之作，這部作品也就可以與他的其他作品串接起來，讓人對卡爾維諾的作品可以有通貫的理解。
有關卡爾維諾作品的定性，後來的許多評論家如坎農（Joam Cannon）等皆由其風格，歸之為後現代主義之列；但像費瑞蒂（Gian Carlo Ferretti）、福蘭希斯（Joseph Francese）則提出另外的見解：認為卡爾維諾的敘述方式，所透露出來的基本上仍是晚期的現代性，卡爾維諾並未像後現代主義那樣否定因果或否定世界的客觀「整體性」（totality），他只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對事務的確切意義，保持著高度犬儒的懷疑。正因這種懷疑，遂使得他的作品在外形上與消極的後現代主義有著相似性，但除了這種外形和敘述風格有消極的後現代特性外，但卡爾維諾並未將他的犬儒懷疑走到極端的程度。他那種以「演澤法所敘述的故事」
（deductive tales），透露出他念茲在茲的，仍是要在這個意義已很不確定的世界，重建那種啟蒙的複雜理性與整體性。這也就是說，他們仍將卡爾維諾歸類在晚期現代性之列，特別是密西根州立大學文學教授福蘭希斯在他那部專論卡爾維諾的著作《陳述後現代的時間與空間》（Narrating Postmodern Time and Space）中，即以一種接近現象學的思維角度來敘述卡爾維諾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哲學內涵。這是部少見的專門討論卡爾維諾的著作，該書即對卡爾維諾的定性，做了相當哲學性的討論。 人們都知道，卡爾維諾在一九四四年，他只有二十一歲時即加入義大利共產黨的突擊隊，與法西斯和納粹浴血奮戰。而後他即以一個左翼作家的身分，以新寫實主義的筆法從事創作與半理論式寫作。在這個階段，卡爾維諾和當時多數義大利文化知識分子相同，在美學和知識見解上，都服膺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思想。克羅齊乃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義大利最重要的哲學家，他以直觀美學取勝，但他所講的直觀亦有時代與道德上的妥適性。戰後初期，克羅齊的美學與社會價值判斷獨領風騷，成為新寫實主義的前導。
不過，今天的人們已了解到，卡爾維諾的個性裡極早就有強烈的抽象性與非現實性。一九五六年，蘇聯召開俄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已逝的史達林進行鞭屍。同年東歐的匈牙利首揭自由化及反獨裁專制浪潮，而俄共與匈共則強力鎮壓，這些事件在西歐引起極大反感，也暴露出西歐及南歐非共國家共黨黨員的反省。卡爾維諾就是在當時退出義大利共黨，並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了他的寫作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裡，卡爾維諾的寫作生涯出現了下述幾點重要的轉變：（一）、他在寫作上遠離社會新寫實的風格，並遠離政治與社會的現實，而以一種犬儒的風格表現出他的巨型論述的懷疑與質諷，至於在哲學上他則日益遠離克羅齊而向法國的結構主義及超現實主義作家葛諾（Raymond Queneau，1903-1976）靠近。他成了義大利作家裡第一個脫離本土地方主義特質而融合進入歐洲大主流的作家
（二）、但福蘭希斯提出，轉變後的卡爾維諾雖然日益抽象，缺乏實質的政治與社會內容，由「歸因式的故事」轉往說「演澤式的故事」，但他的故事指向，仍然緬懷著啟蒙理性的特性，因而他的寫作與純粹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如多莉‧摩里遜（Tori Morrison）、多克托洛（E. L. Doctorow）等並不相同。這些美國後現代作家對後現代主義裡漂浮的主體、歷史、空間與時間都更注重其後設性質，但卡爾維諾卻是由於對現實懷疑而開始嘲諷。但他本質上則是對意義的整體性仍然寶有掛念，這是他和後現代作家根本上的不同。這也表示他雖然遠離克羅齊，但其實並未完全切斷克羅齊。克羅齊思想仍以一種很潛在的方式保存在他的作品中，只不過是以一種很抽象的方式維持在他的作品中。
（三）、卡爾維諾仍然深信著世界的意義有著理性及整體性，因而他的作品裡雖然充斥著意義的不確定性與曖昧性，但那種曖昧不確定性，其實只事一種對理性的詰問，那是一種辯證的過程。若要更深入探究，可說是一種現象學的質問過程。近代西歐，許多作家都有回歸現象學的思考趨勢，企圖透過現象學式的質問，而對理性的範疇做出對話，希望藉此重建對知識的判斷基礎。卡爾維諾晚期的著作如《看不見的城市》、《帕洛瑪先生》，可以說即透露出現象學思考的訊息，因此福蘭希斯遂認為，卡爾維諾所努力的，其實是要重建知識判斷的基礎，俾去面對他已產生懷疑的這個世界。現象學乃是哲學的終極，卡爾維諾即是要透過這種質詢來超過經驗帶給人們知識判斷的限制。
在理解了卡爾維諾後期思想的轉向，以及他始終保有的對啟蒙整體性的堅持，並持續以現象學的質詢方式，企圖重建觀察及思考問題的知識基礎後，這時候我們即可進入他最後所寫但未完成的《在美洲虎太陽下》這部相對而言乃是他最易讀的作品了。
卡爾維諾在晚期時曾表示，他相信整體性的系統，並以一種知識典範的方式來重新組織各種感覺經驗。他表示人們都是習慣性或不自覺的閱讀及透過抽象化的方式將各種事情變為最小的單位，然後透過這些單位的差別、重現、例外，替換著來了解這個世界。知識典範的選擇很容易窄化人對感覺經驗的掌握，於是他倡議一種另類理解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在自我和世界間建構一條現象學之橋，透過陌生化和疏離化的過程，最後抵達一個終點，那就是在看世界時，不再那麼相信到來的思考而更直接的去描述物質的現實。
卡爾維諾自己在談到《在美洲虎太陽下》時，有一段很現象學式的注解：「我相信我們所寫的往往是我們不知道的，我們之所以書寫是為了讓未被書寫的世界透過我們得以表達。當我的注意力從橫排書寫的制式規範中轉移到沒有任何句子可以容納或說盡的多變複雜性的時候，我覺得更能看出在話語的另一面有某個東西敲打著監獄的牆壁，想要掙脫沉默跳出來，試圖透過言語說點什麼。」他的這段話比較更確切的說法乃是，「人們在書寫時，其實是被囚在知覺和理解的牢籠中，許多更複雜的東西就被囚禁在其中。我們只有透過更深刻的關照，始能將被囚的東西釋放出來。」這也就是說人們在書寫時，經常也是在自我囚禁，它代表我們漏失了許多未被書寫但可以被表達的東西。用近代法國最重要現象學家梅勒龐蒂（Maurice Merleau-
Ponty，1908-1961）的說法，那就是人們應理解到知覺的現象不能只限縮在必然性之中，而疏忽了它的蓋然性和主體性的掌握。卡爾維諾曾倡議過所謂「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寫作」，他對感覺的認知不只限於感覺本身，而更拓展到感覺的文化知識，人類集體物種的感覺認知舊文化科學的層次，要將那個書寫的牢籠裡有更多準備破牢而出的聲音。也正因此，福蘭希斯在論及《在美洲虎太陽下》時遂表示：
「如果卡爾維諾能夠活到寫完此書，則《在美洲虎太陽下》該書將是利用五感來做現象學式探究人類本質的著作。他曾說過，他意圖以人類的感覺能力為前提來探討人類存在的樣貌，他完成了三篇。〈名字，鼻子〉和〈聆聽國王〉探討嗅覺和聽覺，這兩篇比較不尖銳，因為人類物種的延續已不再依靠這兩覺。」
福蘭希斯教授用現象學來探討這本著作的三篇故事，這對理解卡爾維諾的確是新開了一扇窗子。現象學本質上乃是哲學之母，也是探討知識形成、判斷標準，以及論述有效性等終極問題的基本理論。這對卡爾維諾這種喜歡質疑根本問題，嘗試打開文學書寫新向度這種級數的作家，「現象學的轉向」，乃是他重新尋找知識及敘述標準的重要重新出發，這也是他懷疑世界但未掉進虛無漩渦的根本。
就以嗅覺為例，它涉及人類物種延續的集體記憶，辨識敵友、用以尋偶等功能，而到了最後它要面對的乃是氣味記憶的無法久留的最大難題。這是存在的困境。如果不能探究，而只從嗅覺的常識介入，又怎能敘述到這個層次？
而〈聆聽國王〉則是將聽覺與權力的不安全感連繫了起來，人們曾對聽覺做過研究，暗夜逐漸靠近的窸窸窣窣微響，通常都是恐懼的象徵。至於味覺，則使人想起遺傳上的返祖現象，與食人時代和情慾的相互吞噬連繫了起來。在卡爾維諾的作品裡，這部作品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宜人的一部，卻也是他「現象學的轉向」後重建知識判斷及敘述合理表現得最清晰的一部，由這部他最後的作品也提醒了人們研究卡爾維諾的專業著作不多，他在知識理論上變化應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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