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昌智 2011年6月21日於Bochum
六月十七日下午兩點，賀塔．慕勒應蔡素芬之約，準時在柏林文學館花園門口出現。蔡素芬與鴻鴻馬上認出了她，趨前問候。在燦爛的陽光下併肩走到文學館咖啡廳，在有玻璃帷幄的陽台上找定了座位。慕勒是這裡的熟客，大家跟著她點了薑味檸檬汁。她戲稱薑味檸檬汁針對正在德國流行的腸病毒有預防特效。
笑語中，蔡素芬提到了中文版『呼吸鞦韆』，慕勒聯想到的是兩岸的中文版。她似乎以局外人的口氣說，大陸出版社一口氣買下所有她的書的翻譯權，也一口氣同時翻譯她所有的作品。她直言不諱表示，在極權國家裡她不知道她的作品會以怎麼樣的面貌出現。會怎麼樣被修改？她也懷疑，以集體及分工的方式翻譯，她的作品裡一致的精神，及相互呼應之處，如何能照顧的到？蔡素芬補充說，在台灣翻譯是譯者個人的工作，並且強調，忠於原書是台灣翻譯界最起碼的自我要求。慕勒緊接著問，台灣方面是否有比西方國家更多關於劉曉 波與艾未未近況的資訊。她的關心溢於言表。她重述她近期在柏林聲援劉曉波活動講的：極權政體裡只有極少數是出於信念的主導者，很多是為利益而攀附，更多是為避禍而噤聲，當然也有很多人是麻木而毫不關心。她就像在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上一樣，她跟大家直接點了那些極權國家的名。蔡素芬知道慕勒親身經歷過羅馬尼亞極權政治的迫害，也知道她對極權政體下的或流亡作家的支持；她順著主題，把話鋒一轉，她問慕勒，在喬契斯柯統治的羅馬尼亞的時候，她當時怎麼樣讀到想讀的書？並且，更進一步問道，她的語言文字，甚至包括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大家都說像詩一般；她怎麼能夠用這樣的語言，描寫極權統治下及勞役營的生活。兩者的性質不是杆格不合嗎？
在冷戰的1980 年代，羅馬尼亞思想管制很嚴，出版品都經過審查，慕勒說，幸好當地有德國的歌德學院。她可以從那裡借書，看到德文出版的自由世界的書。歌德學院的工作人員，後來也知道她想讀什麼書，還主動訂購。歐美68年代社會批判的思潮，她是在歌德學院裡接觸到的。她意有所指的強調，一旦你好好讀了一本書，書裡的精神就屬於你所有。至於文字的美，她澄清，她寫作時並沒有追求美感。她寫勞役營是嘗試重現真實的狀況。她相信被淹沒的真實故事，可以在寫作過程中一步一步重建起來的。但是重建真實，一定要擺脫已經用被爛了的詞彙。她強調她在寫作時不斷試著尋找新的字，而羅馬尼亞富有色彩的語言對她幫助也很大。她說，美的事物本來就蘊含有令人難以消受的壓力。也許剛好她以新的文字描寫勞役營艱苦的實況，那些難以承受的苦難一旦以新的文字被描寫，這樣的真實反而呈現出美感。
談到語言的問題，她意猶未盡補充說：前個月她應執政的保守黨之邀，在『語言（母語）即故鄉』的會議上做專題演講。她在演講中毫不隱諱的指出，語言裡有極多被濫用的情形，她不相信語言本身就能成為故鄉的化身。語言的濫用尤以政治人物為最，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流亡作家？她插一句話說，她目前正在推動紀念全世界流亡作家的紀念活動，並且希望能在德國建立常設的紀念那些人的機構。她知道她演講的內容與演講單位舉辦會議的原意格格不合；既然來了，她還是平穩的唸完她的講稿。她強調只有講出的語言，以及用語言表達出的精神才有可能成為心靈的歸宿與故鄉。故鄉絕不是語言本身。在那個會議上，主持的政界人物一而再的以諾貝爾獎得主的頭銜稱呼她，但是完全沒有注意她的思路論點以及她本人代表的精神。她似乎餘氣未消，又說，他們愈如此稱呼她，她愈覺得是個侮辱。
一直插不進話的鴻鴻，這時候問慕勒是否還在以剪報拼字的方式做詩。這個問題又讓慕勒的眼中閃出愉快的光芒。鴻鴻拿出慕勒的剪字拼圖的詩集『手拿磨卡咖啡杯的男士們』，問她創作的過程。慕勒說，文字與她之間，不只是存在著抽象的關係；她把各類印刷品上的文字剪下來，把有各種色彩，各種字體，各種大小的剪字存起來。她可以凝視它們，可以觸摸它們。她與文字之間，因此更有感官的關係。她用這些文字表達她的詩句，有時候也為了保留一個特殊她喜歡的字，不斷修改她的詩句。這種遊戲她在羅馬尼亞時就早已迷上。她記得，當時某些字在一般的文句裡是犯忌諱的，譬如『旅行皮箱』，因為政府正要防止流亡潮。它只能在廣告印刷品上找的到。今天在德國，她還是覺得廣告界發明出很多有創意的字，她珍惜它們，也因為它們是消費者買了產品之後，被遺棄的部分。到今天她還是樂此不疲，藝文界也愈來愈注目這類創作。她的剪字台，收藏櫃現在也擴充成整個工作坊。鴻鴻也在這時候介紹台灣類似的創作。創作者把報紙上文章裡不需要的文字塗白，讓留下的字句自成詩句。
蔡素芬這時也把一本慕勒的中譯本『風中綠李』展示出來，稱讚小說裡的人際關係，處理得非常好，同時問到書中的女主角是否有同性戀的傾向。慕勒解釋那本書裡的人物還算是農業社會裡的人，同性之間關係可以比今天更親密，肢體的接觸也沒有那麼多禁忌，但是都不一定是同性戀。同性之間的緊張關係，是現代社會性啟蒙的後果。倒是『呼吸鞦韆』裡的男主角以及對應的真實人物──知名詩人帕斯提奧是同性戀者。她反問在台灣及中國同性戀被接受嗎？她說在回教社會裡同性戀是不許可的，但是有阿拉伯國家出版社也正在翻譯『呼吸鞦韆』。將來回教國家對這本書的反應，她表示她會很好奇很想知悉。她說現任德國柏林市長可以公開表達他是同性戀者，外交部長也帶他的男伴出席正式場合。倒是會議單位將會議期間替配偶安排的節目，她說，還一直的稱做『女士節目』。大家又是一陣莞爾。
訪談逐漸趨近尾聲，“圖窮匕首見“，尖銳的問題終於出現。蔡素芬擷取『呼吸鞦韆』裡的論點：主角離開了勞役營返鄉之後，有關勞役營的夢魘卻一直縈繞著他，那段勞役營的經歷成了他終身要面對及處理的問題。蔡素芬調轉矛頭問慕勒，她1987年逃離故鄉──喬契斯柯的羅馬尼亞來到德國柏林，她之後的生活及寫作是不是也一樣擺脫不了那段經歷？慕勒悄然，正襟危坐，慎重的說：寫作時，確實一大半的情況是故事逼著人去動筆，而不是作者去尋找主題。刻骨銘心的經歷，就是那些逼人的故事。蔡素芬繼續追問，她回到先祖世居的德國，生活及作品都呈現她是這個社會的邊緣人，正統的德國文學界也沒有真正接納她，不時還有人問，她何時才寫一些真正與德國相關的作品？蔡素芬問，她今天怎麼看待自己？慕勒似被擊中，神情淡然，聳了聳肩膀，“so what !“ 她說，德國在近幾十年間連續有過兩度的極權政權，自居主流又如何？停頓了一下，她強調，凡是認為作家可以隨心所欲選擇寫作題材的人，他們不可能懂什麼是文學。倒是在東歐國家裡，她從1987年以來就受到歡迎，她說，尤其是在波蘭，每出一本新書馬上就有很好的翻譯本。那裡除了有團結工聯與共黨政權長期對抗的傳統之外，波蘭人顯然感觸纖細。尤其讓她感動的是，有一位自認為得了癌症的年輕人費心翻譯她的剪字拼圖詩集，希望生命在中止以前能完成這項工作。他凝視遠方，又看著手錶。“啊，早已超過預定的時間。“
鴻鴻希望她能在今年11月到台灣當今年詩人節慶活動的貴賓。這時候，他鄭重向慕勒提出邀請。慕勒說她得獎以來這一年半裡，生活失去了常態，她希望不久能恢復昔日作息的規律。她以感謝的口氣跟鴻鴻說，她希望生活稍微正常之後，能應他之邀到台灣，也許明年底。德國漢薩出版社有她的整個年度行程表，她請鴻鴻先跟漢薩出版社聯繫。訪談在爭著付薑味檸檬汁飲料費中結束。慕勒付了錢，說下次在台灣見面，會欣然接受我們請她喝茶。
後記：部分訪談三人以英文直接進行，其餘以中文及德文的交談由筆者傳譯。談話全程經蔡素芬徵得慕勒同意，由蔡素芬錄音保存。相片分別由筆者及蔡素芬，鴻鴻拍攝；慕勒說，照相機的閃光燈總讓她想起從前被偵訊時的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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